也就在两天前，性学家刘达临给报社写了封信，说最近有家出版社不太厚道，为了销售上的考虑，在刘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擅自添加了150多幅照片，其中的十几张，极不适合刊登。为了这事，已经七十多岁的刘先生大为光火，并将出版社给告上了法庭。
我看到刘的报道是吃了一惊的。因为去年秋天，他的助手、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的馆长胡红霞女士在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还说，刘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心脏动了次大手术，心脏周围用4根金属棒撑着。胡女士的语调中透着不安，令我顿觉刘的情况并不好。但看到刘刊登在报纸上的信，以及前不久，还到南京出席活动的消息。我心想，他好多了，应无大碍。
我没见过刘达临，对他的为人并不了解，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令人尊敬的：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作为一名学者，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。尽管当时的社会氛围宽松了许多，但性禁忌并未消失，既便官方不予阻栏，四方八方的流言蜚语是少不了的。
当时的性博物馆开在上海，顾客盈门是不多见的，伴随刘达临的，更多的是资金的捉襟见肘。最后不得已，性文化博物馆最终移师到了江南古镇同里的女子学校旧址。同里当时拍板的领导有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说他是被刘达临他们执着的精神给感动了。虽然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利益，但也不能说那位领导说的一点儿道理都没有。
从上海的小弄堂到同里的女子学校旧址，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。地方大了几十倍，而且还能从门票收入中与当地分成。这无疑令博物馆的经营改善了许多。我曾去过那里。去年，当地组织参观古镇引进的几家民间博物馆，最后的一站，也是听到笑声最多的便是那里。
馆藏五花八门。有春宫图，有石制男女性器官，还有一张汉口解放前的妓女分布图。记得和刘达临年龄相仿的阮仪三教授看时，对此图兴趣浓厚，驻足端详许久，最后伸手指了指图，对周围的人说，这算是件文物。胡红霞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，那是展示的是性文化，而不是性文物。原因之一是，那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复制品，而另一些则是距今较近年代的物品，硬说是文物，显然有些牵强附会。
不管是不是性文物，总之，性博物馆的生意还不错，慕名而来者不乏其人。而刘教授也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出了些关于性文化的著作。而他还曾讲述过中国汉字中与性有关的内容。当然，这是同事讲给我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