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觉得刘德华越来越可爱了。不是因为他歌好，电影演的出彩，而是因为他说了两次动听的话。一次，就是这两天，他承认自己是乙肝携带者。还有就是前不久，在推荐《疯狂的石头》时，人家问他，你为啥投资拍电影，他说，自己拍电影就是希望能赚钱，最起码不赔钱。大意如此，不是原话。

 

相比之下，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对于刘来说，可能还容易点。而说拍电影就是为了赚钱，这好像更难一些。看了那期节目，我就在想：要是大陆的导演会用怎样美妙的语言，去向公众们描述自己的动机。

 

陈凯歌可能会说为了艺术。张艺谋可能会“打死我也不说”。最“露骨”的言论算是冯小刚的，然而他还是会含蓄发表白：我不拍艺术片，只拍商业片。但就是没人站出来，拍着胸脯，满脸自豪地说：我拍电影是要赚钱。

 

在内地对赚钱说法的忌讳，不仅局限于文艺界，甚至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责任的商人们都是如此。特别是面对媒体是更是这样。电器厂商说要振兴民族工业。服装厂商说要树立民族品牌。房地产商说要为全国人民造更好的房子。但很少有人说，我要赚钱。

 

虽然现在人们追名逐利早已化成了自觉行动，但还是羞于启齿。历史上形成的重文轻商的观念，根深蒂固。还有就是，国人骨子里都流露出的仇富心理。相比之下，从小在香港长大的刘德华没有国人的矫情，想说就说，何必隐满。而这种赤裸裸的表答正是国人所缺少的。

 

 

 

这次富士康起诉《第一财经》的记者，索赔3000万。这很容易让人增加对台企的厌恶。虽然各类台企的到来给各地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，但民众对台企的影响一直都没有改善的迹象。

 

也难怪，吝啬、无情、不讲理、包二奶……这些标签贴上去后，期望人们有好的印象似乎很难。关于台企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荒诞不经，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七八年前，本科毕业生还算听香的时候，一台企在单位成立了一个“本科班”。这个班和其他班组一样，上一线生产线。惟一的不同就在于，所有的班组成员均有本科学历，故称“本科班”。

 

据说，当时搞这么个班组，主要是厂方想比较一下，“本科班”和其他班组间的劳动生产率是否不同。结果令厂方很失望，本科班产出少，次品多，生产效率低于其他的班组。后来，这场试验不了了之。有人评价说，把人不当人看，而原因是中国劳动力太便宜了。

 

众多台商来大陆投资，其实看中的就是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。原本来在大陆的第一批台商中，大部分是当地农民。几个人凑点钱，就能到大陆当个老板。因此，那时候，台企的规模都很小。服装、玩具啊，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。

 

员工们很辛苦，多数是计件制。在一些服装厂里，每个车间都安装有音响，可以听广播和音乐。凡是有这样设备的企业，基本上每天都加班加点。12个小时甚至更多。而音响的作用主要在午夜时起提神的作用。在这样的企业里，生产线是流水式的，员工也是。一茬接一茬，流动很频繁。工资低，没有什么福利，也看不到未来。

 

不过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的台企怎么样，我并不清楚。去年年底，在台企之乡的一次采访中，在一家台企的大门口看到一张告示：厂区内吸烟者罚款5000。我不知道，这是在威慑，还是真有人掏过腰包。当时，我对此觉得厂家有些过份。因为，这家企业的产品跟易燃易爆，毫无关联。

 

也不是所有的台商都这样，我们去参观的另一家就挺大方。厂方人员介绍说，要建造几幢员工楼。凭大楼模型和室内装饰图来看挺现代化的。

 

 

昨天，报社来了两名投诉者，前不久，她们参加了超低价的港澳游，结果买了一大堆假货。回来后，找到旅行社人家根本不肯退。于是，跑到报社来投诉。两人临走时，一脸的大义凛然。其中一个人撂下了一句话，算是表姿态：我们这件事都到了这份上了，解不解决无所谓，我们主要是给那些准备去香港的市民提个醒，千万别像我们那样上当受骗！

 

她们的姿态几乎让我感动了，但没过一会儿，失望的情绪开始在我的脑子生根发芽。这两个人离开报社后，又来到了旅游局，可能是迫于压力的缘故，最后当事双方谈妥了解决方案。于是，投诉者又打电话找记者，要求不发稿件……

 

这些年，从业的年头越久，接触的各类投拆越多，就越难分清是非公理和道路曲直，特别是涉及到当事人的动机问题，更是如此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动机是属于个人的秘密，怎样能够分清其中的真伪很成问题。

 

当然，这对于一般的投诉类报道影响不大，因为这类报道只重事实部分，对动机涉及的相对较少。但深度报道中，涉及到了大量的动机问题，这就很难处理。几年来，我经常看到不少的深度报道，将某些人物的形象通过细腻的笔触渲染的形象生动和高大威猛，我认为这很容易造成失真。

 

相对说，报道中亲情部分的动机比较单纯和简单，如黄静裸死案中揪住疑点不放，花费大量时间经历要查出“真相”的黄静的母亲，一看就明白了，这个母亲是因为痛失爱女，而变得偏执。这样的动机容易理解。但涉及到利益纠分的报道当中分析动机，就很麻烦。比如，拆迁报道。

 

并不是说，拆迁户就一定不好。但我的确看到过漫天要价的钉子户。那是为了自已多分钱或分房，而不是为了什么维护宪法的尊严。两年前，北京一拆迁户手持宪法对抗拆迁，对解读成了公民法制意识的觉醒。但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拆迁户在媒体面前表示高姿态的一种手段。至于，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举动，只有自已当时最清楚。

 

 

 

 

最近对写稿子一点儿感觉都没有。手头上的题材，经常是看了又看，但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。最后勉强写了出来，立即将MSN签名档换了：两天，写了篇烂稿。未料，此言即出，立刻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一哥们儿的签名档也换了：两个月写了几十篇烂稿，反思中！

他的签名让我深受鼓舞。和同事说这话题的时候还闹出了笑话。我对D说：这稿子写得我太难受了，简直是便秘！也许是说前面话时声音太轻，便秘二字声调太重。旁边的Y立马接上了话茬儿，好心为我指条明路：便秘？多吃点儿水果。听了这话，我当时哈哈大笑。回应说：如果吃水果能解决写稿问题，我宁愿多买上些水果。

其实，上面可能多是托词。一般来说写不出稿有两大原因：第一是对选题没感觉。写稿子有时就像找对象，要看对方看顺眼了，知道对方的喜好，才能投其所好。写稿也是这样，定选题时就知道那个潜在的“新闻眼”，写时才会组织材料，有的放矢。

第二是采访不扎实。主题明确了，条理清楚，一般按思路往下写就行，可是，偏偏写着写着，唉，没东西写了，材料不够用了。这种情形解决起来比较麻烦，要么补充采访，要么学我，来个便秘型写作。

看见邱兴华的报道，我就不自主地联想到了“二王”，同样的末路狂奔和凶残夺命。记得“二王”江西被毙前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和恐慌，关于二人的各种版本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流传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人被毙。

 

“二王”是一对兄弟，沈阳人，叫王方和王宗玮。他们于1983年初犯下血案后，一路逃亡，最终在江西被击毙。当时，这类新闻绝对属于负面新闻，媒体是万万不会报的。所有关于“二王”的事都是大家口口相传，以至于最终越传越神：说他们是神枪手之类的，高干子弟。还说他们打死了多少多少人。还有人说起“二王”来绘声绘色，什么地方，用怎么样的方式，打死了几个人，甚至怎么打死的，一清二楚，好像亲临过现场一样。

我对“二王”过程的全面了解，则来自于一本小人书。大概是85年左右看的。大概内容依稀记得（可能有错）：“二王”是沈阳的兄弟俩。兄弟俩上学时成绩不好，后来通过关系，其中的一个进了部队。最终，也是在部队里偷出了手枪和子弹。

那时候，持枪犯罪不像现在这样普遍。现在来分析，这也是“二王”轰动全国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两兄弟拿到枪后，做了案子，去偷一家医院的小卖部，被发现了以后，开枪打死了4人，打伤了3人。由于把一张随身携带的证件丢在了现场，因此，他们的身份很快就暴露了，警方发出了通辑令，而兄弟两又开始了逃亡，路上又枪杀数人。

两兄弟被毙时身中50余枪，据说称体重时只有50多斤，可以想像在围捕中的逃亡中充满了惊恐和饥渴。如果把“二王”称为中国枪案鼻祖似乎并不为过。从那以后枪作为杀人越货的重要工具在国内开始粉墨登场。

到了“张君案”时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些年，给人们留下恐怖记忆的反而不是枪案了。其一是枪案频发，屡见报端，人们早已习以为常。其二是最近几年，杀人手段之凶残和另类实在令人不寒而栗。用“木马”杀了17人，可能还要更多的黄勇；专杀卖淫女，并食用肾脏的沈氏兄弟。他们狠的程度较“二王”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人怎么会这样？我在想。

 

可是到了南方就不一样了。以长江为界，面食在这里的市场前景有限，因此，市场小，做法也少。拉制而成成了牛肉面最大的卖点，用句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有了企业识别系统。花三四块钱，不但能尝到西北美食，还能在拉面师傅的揉、搓、甩、拉中，欣赏传统技艺，何乐而不为？

从经济的角度看，拉面馆也大有可为。我家附近有家拉面馆开了两三年了，我经常光顾，和那里的拉面师傅混了个面熟。有一次，吃完了面，我和师傅闲扯。这位师傅看上去30出头，来自青海，还没结婚。当时因为收钱的事，和老板正闹矛盾。于是向我暴了些“料”。

 

师傅说，别看拉面馆很小，只有十几个平方，就像七八个人、十几条枪的抗战游击队。师傅说，几张桌子和一个拉面师傅就能撑起一个店。“一年赚四五万！”四五万？我有点不信自己的耳朵。师傅说，拉面馆也分淡旺季，夏天的时候，天太热容易亏钱。天凉的时候，每月赚上五千元不成问题。我问师傅，店老板给你多少钱一个月？“包吃包住六面元。”心想，老板真黑，中国的劳动力真不值钱。

 

拉面馆虽然盈利能力强，但卫生状况却不敢恭维。大概一个月前，我在靠近单位的一家店面较大、看起来挺正宗的拉面馆吃面。早上吃的，下午在单位，肚子便阵阵痛疼，于是直奔厕所，一泻千里才痛快。当时没太在意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当时间抚平了伤口之时，我又跑去吃面，结果重蹈覆辙。今天中午在MSN上聊天时，说起拉肚子的事。暗想，莫非，拉面，拉面，不拉不行？

（一）
陪丈母娘去看房子，一手的买不起，准备挑到二手的。这点和吸烟不同，吸二手烟多半是被动的，而买二手房入大多是主动出击的结果。挑来挑去，挑肥减瘦，其实说白了还不是为了省下两个钱。

最终在靠近公共汽车站旁，看中了一家。于是吃过晚饭，一行人在联华超市前接头，在中介的带领下，看了这处房产。我们看房时，房主一句话都没说，面无表情，倒是他们家的一只京叭，跑来跑去的异常兴奋。

中介反复不停地絮叨着，中心思想是一句话：反正就是好！而隐藏于背后，未说出口的，则是：物超所值。回到家，丈母娘把手里的计算器按的嘀嘀直响，算出来的单价还是吓了她一跳：4500元/平方米。

这个价格若是放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、深圳，算是便宜的吓人，但对于我们而言，还是偏高。可是，走了数家中介，问来问去，左算右算，均价没有低过4000元的。而两年前还普遍在3600元/平方米左右。看起来，房价还是悄无声息地慢涨。

（二）
中午看中央台新闻三十分。第一条消息：央行加息，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。第二条消息：上海出租房价格大幅下跌。揣测央视这样做新闻，感觉上更像是有人受意，专门营造舆论氛围。

看新闻时，我甚至到了屏声息气的地步。虽然已买房三年，但还是这样关注房产市场。许多人看涨，但看跌的也不少，各方理由充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觉得这个市场真没啥好猜的，涨跌由命，富贵在天。

从这一点来看，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证券市场极为类似。所不同的是，虽然两类市场都存在价格波动，但房市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小于证券。

我是看涨的，以前就说过，这并不是因为我已买房，而是看了大趋势。以前看过篇奇文，是一位投资者写的，他分析说，投资和理论完全是两码事。理论上可以说错，但投资要避免做错。否则，直接面对的是资金的减少。前两年，易宪容就在嚷嚷，房地产不正常应该跌。如果你听了他的话，那么相信这两年下来，又要骂爹骂娘了。

（三）
台湾过去也有房价高涨的时候，为此还掀起了一次运动，并创作了一首歌曲，好像是苏芮唱的。以前听过更早的一个故事是，一对在美的中国夫妇，不要孩子，而原因只是为了能租小一点面积的房子，节约些房租。

这样的故事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酸，可是它确实就发生在我们周边。我想，在日用品、家电、汽车等，不再成为大件时，最令人头疼的恐怕就是买房了。无论是中国，还是外国都是如此。如果换一个角度看，这也许是现代生活的成本，无论你同意与否，它实实在在，客观存在。

也就在两天前，性学家刘达临给报社写了封信，说最近有家出版社不太厚道，为了销售上的考虑，在刘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擅自添加了150多幅照片，其中的十几张，极不适合刊登。为了这事，已经七十多岁的刘先生大为光火，并将出版社给告上了法庭。

 

我看到刘的报道是吃了一惊的。因为去年秋天，他的助手、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的馆长胡红霞女士在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还说，刘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心脏动了次大手术，心脏周围用4根金属棒撑着。胡女士的语调中透着不安，令我顿觉刘的情况并不好。但看到刘刊登在报纸上的信，以及前不久，还到南京出席活动的消息。我心想，他好多了，应无大碍。

 

我没见过刘达临，对他的为人并不了解，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令人尊敬的：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作为一名学者，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。尽管当时的社会氛围宽松了许多，但性禁忌并未消失，既便官方不予阻栏，四方八方的流言蜚语是少不了的。

 

当时的性博物馆开在上海，顾客盈门是不多见的，伴随刘达临的，更多的是资金的捉襟见肘。最后不得已，性文化博物馆最终移师到了江南古镇同里的女子学校旧址。同里当时拍板的领导有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说他是被刘达临他们执着的精神给感动了。虽然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利益，但也不能说那位领导说的一点儿道理都没有。

 

从上海的小弄堂到同里的女子学校旧址，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。地方大了几十倍，而且还能从门票收入中与当地分成。这无疑令博物馆的经营改善了许多。我曾去过那里。去年，当地组织参观古镇引进的几家民间博物馆，最后的一站，也是听到笑声最多的便是那里。

 

馆藏五花八门。有春宫图，有石制男女性器官，还有一张汉口解放前的妓女分布图。记得和刘达临年龄相仿的阮仪三教授看时，对此图兴趣浓厚，驻足端详许久，最后伸手指了指图，对周围的人说，这算是件文物。胡红霞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，那是展示的是性文化，而不是性文物。原因之一是，那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复制品，而另一些则是距今较近年代的物品，硬说是文物，显然有些牵强附会。

 

不管是不是性文物，总之，性博物馆的生意还不错，慕名而来者不乏其人。而刘教授也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出了些关于性文化的著作。而他还曾讲述过中国汉字中与性有关的内容。当然，这是同事讲给我听的。